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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职业教育，很多人想到的是从职业中专或者高职毕业，进入远离市区的工厂，在流水线上做一份简单又重复的工作，生活枯燥乏味、收入微薄、技能没有提升，更谈不上职场上的成长而蹉跎了青春。
郑磊的职场生涯却不是这个样子。他在百得（苏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工作，这是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外资企业。郑磊说：“我们上班是不打卡的，也不布置你去完成什么任务，而是让员工主动想办法去做出一些成绩。公司也会给我们很多支持，比如我想做某方面的探索和尝试的话，有权限使用很多经费去买相应的设备。”一旦郑磊提出的项目被公司批准，他可以申请资源，买相应的材料和设备，指定公司里哪些同事加入他的团队，一起来把这个项目实施出来。
郑磊不是安于现状的人，工作对他来讲也不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差事，而是要能得到成长。公司给他机会去参加技能大赛。郑磊参加全国智能制造技能大赛，获得过二等奖。他的工作也颇有成就，入职以来主导完成了十多套自动化设备控制系统开发，这些成果每年可以为公司节省700万以上的研发成本。他是2021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已经在苏州买了房，生了二胎。无论是生活状态、收入、职业成就感还是个人成长空间上，他都超过了一般的白领工作。 苏州健雄学院中德班的老师在给学生讲解机器操作的原理（蔡小川 摄）郑磊毕业于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他的成就跟职业教育培养结果相关。他应聘百得公司时，这个岗位招聘了一年多都没有合适人选。郑磊说：“他们有面试和笔试两个环节，我是那一年多里唯一把卷纸全答出来的人。因为这个岗位是偏应用的，但也需要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很多来应聘的人是有工作经验的，可理论基本忘光了。还有一些是普通高校里来的，动手能力比较差。我是从高中阶段就开始学这个专业了，学的时间比较长，理论基础很扎实，高职阶段和工作以后又有操作经验。他们的很多考题，我从前接触过甚至在学校就做过。”
郑磊应聘的岗位本来是有学历要求的，并且需要英语流利。这两项，他都不符合要求，可公司的核心诉求是找一个能胜任工作的人，于是当场决定破格录用了他。这种职教生出人头地的故事也不是凤毛麟角，因为制造业里确实需要中高级技术人才。郑磊说：“研究院或者大学里要做的一些理论研究，如果想把它们实现出来或者批量生产，是必须通过工程专家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里深度学习的研究，本来是在大学里做的，我们工业里也想用上这个研究成果，但直接搬来是没法用的。我正在做的项目就是把深度学习技术用在我们公司的一些检测上面。”DAWT项目的学徒用VR练习操控机器（蔡小川 摄）
除了制造业有类似于白领一样的工作，服务业也有。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它跟影像技术相关的专业在一个独立的校区，一楼的中庭里摆着学生们的实习纪念，跟知名导演或者明星在一起的工作照和参加项目的工作牌。这些相当于高一到高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在比如张艺谋导演的剧组里实习过了。 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跟电影调色师曲思义共建了“曲思义大师工作室”。曲思义1987年进入到电影调色行业，代表作有《金陵十三钗》《影》等电影。他跟学校共建的工作室就在这栋楼里，影像与影视技术专业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到真正的电影工业生产中去。影像与影视技术专业老师吕品说：“电影调色不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在这个行业里工作越久越有深厚的积淀。比如说曲思义，80年代入行一直到现在还在工作。职业教育里培养的孩子，他们不是做设计师，但是，电影工业里是有岗位需要具体操作的。他们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爱钻研当然也可能通过自学和积累经验成为这方面的大师。” 《影》剧照
实际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高端服务业也逐渐繁荣起来，职业教育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只有一些工作环境差、收入低、随时可能被时代所淘汰的岗位。如果是感兴趣的专业、并且愿意努力学习，职教生也并不一定就是传统认为那样在学业竞争中败下阵来，从此就一直垫底的人生轨迹。他们可能会逆风翻盘，最起码也能学习一个安身立命的手艺，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是时候客观了解一下职业教育了。职业教育是嵌入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它跟不同时期的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在过去四十年里农民工逐渐成为工厂工人的主要来源，但现在，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德国耶拿大学博士候选人许辉长期关注和研究产业工人和职业教育，十年前，为了做研究他曾经到富士康的工厂里做工人，见证了产业工人拐点的到来。“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到我去富士康的2010年，眼看着人口红利就要消失了，表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在增长，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成规模的搬去中西部，比如郑州、重庆和成都。”
许辉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进入到富士康工厂，发现补充进去的新工人是职校学生。农民工和职校学生的此消彼长，其实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来临。农民工开始紧缺的2004年、2005年左右，也是职业教育比较低落的阶段。中职招生人数下滑，高职发展得也不尽如人意。最近几年成为升学家长焦虑之源的“职普比大体相当”，本来是一项1980年代就提出的政策，也是在2005年前后被强调要严格执行的。2020年9月29日，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物联网技术应用”赛项现场（视觉中国供图）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教授说：“80、90年代，做到职普比大体相当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因为那时读中专、上技校都是很好的事情。后来中职招生逐年下滑。到了2005年前后，国家高度重视中等职业教育，执行力度比较坚决，职普比就被关注了。”职业教育被打上低质量的标签，很大程度并不是职业教育内部因素造成的。和震撰写的《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卷》里分析，这其实跟我国新的教育政策有关。职业教育优待政策取消了，高职的招生逐渐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倾斜，高校扩招。因为社会对学历的偏好、职业教育毕业生在人文素养方面不足，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迅速下降。主流话语对职业教育彷佛关上了大门，高考才牵动千家万户的心弦。农民工的缺口越来越大，让从前不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的企业把目光投向职业教育。制造业只是一扇窗，城市里的服务业也越来越迫切需要职业教育培养的新生力量。百年职校是一所全免费公益的职业学校。北京百年职校的校长文博说：“2005年左右北京新建了大量的楼宇，就需要物业管理人员。我们创始人姚莉女士是办企业出身的，她发现这个行业在兴起，却没有那么多一线的技术和服务人员。北京有大量农民工的孩子，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升学，也没有谋生的技术。基于当时的状况，她创办了百年职校，既给孩子们提供学习机会，也给新兴行业输送人才。”健雄学院中德班的学生在了解机器构造（蔡小川 摄）
从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劳动力队伍构成去看职业教育，它并不是中考、高考两道筛选怎么划比例的问题。和震说：“现在社会进步了，我们会觉得孩子读完中等职业教育就工作，学历低了一些。但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来看，高中阶段分流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比例是大体相当的。我们不看单独的国家，因为国情不一样比较意义不大，比如有些国家偏重制造业，职业教育比例高一些，有些国家偏重别的方面，职业教育比重就少一些。但是，用这些成员国的综合水平来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国家人口众多、产业体系比较健全。”
职业教育并不是普通教育的托底，而是跟普通教育并行的另外一条人才培养轨道。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匡瑛说：“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当时教育也有一个中长期规划，可以看到它里面把技术技能类也属于人才的一类。从前这类是叫做工人的，现在则是一种人才类型。当社会的人才观发生变化的时候，必然需要一类教育与它相匹配。” 郑磊取得的成就，也因为他接受的是质量很好的职业教育有关。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的培养方式不一样。普通教育高强度的刷题能提高升学人数，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则必须跟企业的真实需求匹配。
从全球经验来讲，“校企合作”是学生获得与未来工作相关的学习经验的重要渠道。郑磊就读的苏州工业园区技术学院，承担着为苏州工业园输送技术人才的作用。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寿斌教授说：“学校建立了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董事会里有政府人员，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人员，再加上企业。能够进入学校董事会的企业是有选择的，必须是跟学校发展方向一致的领域，必须是领军企业，它们绝大多数是世界500强。这个团队在当时全国独一无二。”
董事会要参与学校的规划设计，讨论学校发展，这些龙头企业能够给老师和学生们带来最前沿的行业信息和资源。职业教育可不是象牙塔，王寿斌说：“我们为了拉近学生和工作岗位的距离，把工厂里真实的生产环境引入到学校中来。比如三星公司捐赠给我们一条3000万的流水线，直接是从工厂里拆下来装到我们这边的，我们的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生。企业里的工程师也经常到学校来给学生们上课。” 在烹饪班，学生既要学习中餐，也要学做西式糕点等（刘有志 摄）
职业教育也要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相契合。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设置跟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需求高度相关，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办学方向和专业的依据则是北京的情况。校长赵爱芹说：“北京教委专门做了一个契合度的课题，我们学校是核心成员之一。它研究的就是职业学校跟区域经济发展如何形成良性循环。我们的办学情况用三张图就可以讲清楚，一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图，一张是产业的动态人才需求图，一张是我们学校专业人才培养的图。”
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是持续调整的。赵爱芹说：“比如说会计专业停招了几年，但现在根据丽泽商务区要建为北京市第二金融街的规划，我们把会计专业恢复了。这次准确讲不叫会计专业，根据教育部对这个专业数字化改造和升级的要求，我们定位为智能财务专业。这其实也对应了丽泽金融商务区里数字金融产业的内容。”赵爱芹在32岁的时候就成了全区最年轻的高级教师，现在是丰台区政协委员，曾被授予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首都劳动奖章等荣誉，对政策的理解很深刻，并且身在北京，可以对接的资源很多，这些都用在了办学校上。 2019年10月26日，江苏省财经服务业2020届高职毕业生秋季招聘会在江苏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视觉中国供图）
因为职业教育跟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相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就反映在职业教育的质量上。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称为被世界500强包围的学校，得益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产业和经济实力。丰台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学生在十几岁就有机会到张艺谋的剧组里去实习，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依此类推，在上海、深圳、杭州、佛山等经济发达地区，其实都有代表性的高质量职业教育学校。而传统上认为职业教育学校里学不到东西，学生之间互相有不好的影响，自卑压抑的气氛弥漫在学校等现象，比较容易出现在经济不发达的省份。许辉说：“工厂流水线上大量使用的职校学生工，主要就来自于中西部省份。”
职业教育对不发达地区脱贫致富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和震曾经去过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一所高职调研，感触颇多。他说：“那所学校是青海湖西边唯一一所高等学校，学生可能是从非常偏远的农村走出来的，也许是几代人里的第一个。对他们来讲，读这所学校一方面是接受职业教育，一方面也是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这些孩子因为读了高职，到内地里实习一下，开阔眼界受到启发是非常大的。” 职校学生的课余时间充裕，很多学生下课后会选择到图书馆看书（刘有志 摄）
办法总比困难多。王寿斌曾经被派遣去帮助浙江一所职业院校发展，当地主要是中小微企业，产业低端，对技术人才需求不大。王寿斌说：“校企合作不能总是学校伸手去跟企业要钱。我们学校的老师把课开到企业里去，给工人们做技术培训，还带着学生帮助企业攻关一些技术难题。时间久了之后，好多企业都有压箱底的技术人才，他们能来给学生们上课，对学生们还是有帮助的。”
既然是跟普通教育并行的另外一条人才培养轨道，职业教育也应该像普通教育一样让学生可以继续深造。过去，这是一条“断头路”，最高学历只到专科。匡瑛说：“这跟我们的考试制度有关，从前对职业教育的理解是为没有考上普通教育的学生准备的。每一次分流之后，都被职业教育承接了，这个领域并不需要特别高端的人。如果想走升学，有精英教育的轨道就可以了。”实际上，职业教育里多读书也是非常有利于未来发展的。
贯通“断头路”其实已经探索了很多年。西南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林克松博士说：“大概从2010年开始，山东、上海等省市开始探索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模式。这些探索除了突破职业教育的学历瓶颈，也为了探索应用型本科教育。”另外，对于外行来讲，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因素是，职业教育并不简单，有些需要长学制培养。林克松说：“部分社会需求量大，需求比较稳定的技能，其实需要培训练习的周期很长、对熟练程度要求很高，这样的专业适合进行贯通培养。” 上海的中本贯通已经被家长看作是“普娃的最好选择”，但这不能理解为一个为普娃发本科文凭的捷径。匡瑛参加了上海中本贯通的顶层设计。她说：“筛选中本贯通的专业要有非常完备的材料，审完之后要答辩，方案不满意要整改，一个个过堂，非常严格。因为上海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已经提升了，不单看中技术技能，还有一个心理成熟程度的问题。上海整个产业结构，需要的是心理成熟、情绪稳定，能够应付职场的不确定性、复杂性的人才。中职生毕业时只有18岁，是不太符合的。他们需要继续成长为技术技能更精湛、心理更成熟的高层次劳动力。”
一旦贯通了“断头路”，也能为职业教育吸引到好生源。匡瑛说：“如果学生非要分成金娃娃、银娃娃、铜娃娃的话，贯通模式希望可以吸引到银娃娃。那些考到区重点、甚至能达到市重点分数线的孩子，能够比较早的有一个职业定向。我们希望3+4>7，他们的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学制又比较长，毕业之后从事这个行业的能力可以超过3年普通高中加上4年本科专业的模式。所以，这个模式的课程不是两所学校简单相加，中职学校和本科学校是坐在一起，把专业课和文化课重新排列组合，师资队伍一体化，两边的产教融合也都能够在一块儿。” 亿迈齿轮培训中心的学徒在操作机器（蔡小川 摄）
但是，中本贯通是各省市对职业教育贯通模式的一种探索，未来政策也许会发生变动。林克松说：“未来3到5年内，国家可能逐渐取消中本贯通，适当扩大中高职贯通。比如，重庆已经连续几年在压缩中本贯通的规模。现在大多数学校的大多数专业基本上都能做到中高职贯通。”职业教育的贯通模式还在探索当中，匡瑛说：“未来可能会在职业教育内部建立一个升学通道，现在学术界在研究职业高考，它跟普通教育的高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高级技术技能人才选拔上来。现在这种文化课考试的高考形式肯定是不行的。从上海的角度来讲，未来贯通的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中本贯通扩张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上海正在筹办职业本科，现在已经有一所，未来还会有两所到三所。” 贯通升学的“断头路”，很多家长对职业教育依旧心存疑惑，聚集的都是中考、高考竞争中“败下阵来”的生源，会不会互相有不好的影响。朱伟标是苏州杰出青年岗位能手，创办了5家公司。他刚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时，觉得这所学校的规模还不如高中母校，心情低落得更是雪上加霜。但经过这么年的学习和创业，再回头看，他说：“我们不能用考试分数来定义一个孩子的人生，有些孩子可能考试能力真不强，但他有他的优势。另外，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也跟普通教育不一样。比如我现在从事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普通教育可能就是老师在黑板前讲理论。我们是拿一辆卡丁车，提供原材料，让学生们改装成新能源车。改装好了之后，去操场上跑一圈，然后再拆掉。这个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自己查书查论文，书本知识掌握得更扎实了。”
朱伟标理解学习能动性不强的心理。他投资1000万跟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共建了一个二级学院，培养新能源汽车人才。他说：“孩子们没有学习动力，除了自卑也因为不知道未来能干什么。人一旦迷茫，思想就跟不上。我的理念是跟母校打好配合，教材是我们行业里前沿的技术资料，上课老师是我公司的业务骨干。学生们非常清楚自己学的是什么，未来要干什么。这样的好处还在于从学校到岗位能做到无缝对接。”职校的教学管理中，班主任要负责管理好学生，及时与他们沟通和交流（刘有志 摄）
克服心理落差，好好学习，跟是否从事一个基层工作也还不全是一回事。学一门技术然后在一个基层岗位上工作，一步步成长在现在的社会风气里对年轻人似乎缺乏吸引力。郑磊那个专业如果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业务骨干大概需要5年时间，他现在也参与公司里的招聘，越来越招不到合适的人，年轻人还不愿意到制造业中来。 进行职业规划、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学生们“懂事”就成了有经验的职业学校里很重要的培养内容。朱伟标月底马上要去连云港的一所中职学校给学生做职业规划的分享，他还是以自己和同学们为例子：“同学里从事汽车行业的，一个毕业就做底盘测试工作，现在已经是工程师，年薪有三十、四十万吧。另外一个毕业就做刹车系统的工作，现在也蛮好的。学技术的人，在行业里沉淀下来，认真往下走其实都不错。也有人跳来跳去，什么流行去做什么。十年下来，总在基础岗位上，还什么也没学到。”赵爱芹把职业教育的这个特点总结为“会思考的手”。她说：“学生们不但要会技术，还要有头脑，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创新思维，也知道如何面对社会和时代变化。”丰台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学生都是北京本地人，成长环境信息通达，很多家长、亲戚在职业和人生规划上也能给予指导。相比经济发达地区的职校学生，百年职校的学生来自于贫困家庭，就需要老师和学校在这方面做得更多。文博说：“企业反馈回来的信息，我们的孩子因为来自贫困家庭，优点是踏实，不怕吃苦，弱点是沟通能力差、学习能力不足等等。考虑到孩子们的长远发展，我们不断在调整教学内容。”这些潜移默化的工作改变着学生们。文博说：“很多毕业生回忆起职校的经历，感激之情来自于学校对人的关注和培养。我们学校15年庆典时，第一届的毕业生讲到对他影响最深刻的事情，他没有谈电工技术，而是国学老师教他的忠孝仁义温良恭俭让。我们一直认为孩子们本性纯良，不要贴标签，职业教育的核心还是育人，成为一个内心充盈的、幸福的普通人。”封面动画设计：黄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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